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

同名义汇率的上升一样，实际汇率的上升同样降低出口竞争力，而担心丧失竞争力正是国人害怕升值的主要原因。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等通货膨胀迹象明显时再出台。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对冲政策可以有效吸收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

所以还需要对相对价格进行调整。例如，在经济过热时期(物价会上涨)，贸易顺差往往会减少，甚至会出现贸易逆差。由于次债的受害者是公共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为对冲基金提供杠杆支撑的商业银行，而这些金融机构虽然资产方有所受损，但在各国央行注入流动性的支持下，现金流的平衡并无问题，只是等待时日来逐步化解次级债带来的不良资产问题。

由于各层次的按揭贷款通过CDO、CDS等复杂工具，被组合到一起作为权益凭证出售。因此CDO、CDS市场潜伏的问题，比目前已经暴露的次级债问题要严重。清理储贷危机如此艰难，一直拖延到1989年10月，老布什签署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制法案之后才彻底重组了储贷机构，但是美国政府付出了1660亿美元的救助成本，1800余家储贷机构破产，数百人入狱。因此，保持人民币币值对美元的坚挺是自亚洲危机之后，再度确立人民币国际声望的重要机遇。

这些金融创新工具带有的合约再安排的特性、盯市（mark to market）的特性，都要求按揭贷款人的保持相当稳健的财务状况，以及对风险的高度敏感。二，美国次级债问题给全球股市和初级产品市场带来振荡，其中全球股市跟随美国次级债问题大起大落，这也间接增加了国内A股市场的波动性，但是A股市场的基本格局未受到全球股市的太大影响。

一是次级债券的信用评级问题。这三个层次的贷款市场中，优质市场的贷款人通常还款能力较强，采取较长贷款期限的固定利率贷款，而Alt-A和次级债的贷款人则还款能力较弱，往往选择更复杂、基于风险定价的按揭贷款工具。二是危机不仅影响以富裕群体投资者为主的私募基金，也影响和国民养老、医疗、保险等相关的公共基金，并且这种影响遍及美国、欧洲和东亚。这些创新工具包括：1.除了通常的5％低首付之外，无本金贷款在美国也很流行，借款人在初期的还款压力很低，但是初期未能归还的利息被滚动计入本金，这种利滚本的方式可使得贷款本金不断上升。

中美贸易冲突可能缓解的理由在于，次级债可能导致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下降，此时对中国商品不得不暂时采取忍耐态度。恰恰是由于东亚经济金融相对健康，因此欧美投资者才在遭遇流动性突然紧缩时，优先选择从东亚撤资，以降低资产变现的成本。因此，次级债的问题可能拖累第一和第二层次的按揭贷款市场。从1983年到1989年，失去清偿能力的储蓄机构每年都在500家以上，总资产都超过2300亿美元，是当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资本金的10余倍。

二是投资银行设计的各种按揭证券化工具获得较好评级之后，开始进入承销环节。因此我国的按揭贷款出现类似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

第四，由于美国各层次MBS的信用评级非常高，使得欧洲私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对此类证券的投资较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2万亿美元的Alt-A和次级贷款在短期内至少会损失掉10％到15％，也就是大约2000-3000亿美元。

1.贷款工具设计的复杂性使得Alt-A类型的贷款也可能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最终将可能有20%的美国次级贷款进入拍卖程序。在全部按揭贷款中，大约有40%以上的贷款属于Alt-A和次级贷款产品。该行还认为，今后几个月全球信贷领域的景气周期将发生趋势性的转变。三是次级债危机并没有立即导致汇率和银行业出现问题，次级债的问题像冰山一角被掩盖起来慢慢融化，或迟或早会严重损害投资银行业，并对商业银行系统构成压力。目前看来，次级债危机是否会蔓延，取决于三点，一是大量的次级债是否会被公开拍卖。但是从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来看，问题似乎被轻描淡写。

在未来一至三年的中期内会损失多少，取决于两点，一是美国房价是否能够重新上涨，二是美国房价上涨是否比美元利率上涨更快，这两点都难以保证。由于为投资银行发行的各种创新工具提供评级成为其业务的主要收入，因此评级公司很难对按揭贷款证券MBS给出中立的评级判断

但是在中国，这些事件不仅没有追究，反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件。但是，这种企业暴利、行业之暴利，并非为我们社会、我们企业看作是一种耻辱，反之还看是企业把握市场的机会。

比如说，早几年，大量有国有土地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以低价转移到个人手上，大量国有资产都以低价的方式转让到个人手中，但是对于这些事件，在中国则成正当合法的行为。检察机关表示，并准备对韩国外换银行四名官员进行起诉。

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及时纠下，它一定会腐蚀我们整个社会、制造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破坏中国和谐社会建立。这就是韩国龙星事件对我们的重要启示。议员们建议，调查的焦点是这笔交易是否应当纳税，以及指责韩国外换银行的前管理层故意夸大外换银行的财务恶化程度，将银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龙星，并暗指龙星是幕后操纵者。2006年龙星基金出售韩国外换银行的股权，如果其交易成功，龙星基金能够获得高达46亿美元的高额利润。

反之，这种外资之暴利，这种行业之暴利，政府权力机构则不断地用合法的外衣、用制度化的方式来成为其获得暴利的庇护所。2006年3月，韩国检察机关展开了针对龙星事件一连系列调查行动，搜查龙星驻韩办事处，并以涉嫌逃税的罪名，向龙星驻韩前首席代表StevenLee发出了逮捕令。

可以说，从龙星事件来看，龙星基金之所以能够在短期的并购中获得暴利，并非其基金运作市场商业机会的把握，也不是龙星市场化方式的结果，而是龙星借助于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韩国当时经济面对的困难，采取一些非正当的方式巧取豪夺韩国的国有资产。韩国外换银行前总裁李江云被批准逮捕，等等。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不完全性（比如企业收购的税收制度）并不能说是企业获得暴利的工具或理由，政府完全有责任来完善与改进这些不完全的法律制度，并通过制度完善来改变企业获得暴利的机会。比如住房预售制度就是一个完全违反市场法则的单边风险制度，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就是要为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存在找理由，至以房地产市场已经繁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却仍然坚持1993年计划经济条件制定的规则，让房地产市场暴利大行其道。

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许多问题，目前一些行业与外资企业之所以能够短期内攫取暴利，根源就在这里。还有，这些企业及行业的暴利，不仅在我们现行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完善性，在于相关管理及监管部门不是去检讨与完善，反之还为这些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规则辩护。比如，在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有外资高于其成本几十倍暴利的方式在中国招摇过市。其后，韩国国会财经委员会的14位议员中，有10位投票提请要求韩国检察机关调查龙星基金出售韩国外换银行股权一案。

这种合谋既人性之弱点，也有监管之漏洞。也因为龙星短期内的暴利，立即引起韩国国民的密切关注，并由此形成了一股在韩国反对外资的强烈寒流。

三是从事件暴露后的情况来看，其结果完全是龙星基金、韩国的银行管理层及政府官员一起合谋而成的。特别是城市拆迁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得了暴利，则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利益，相关职能部门却无动于衷。

如果这种暴利行为不是韩国民众极力抗争，并指出其非法性、非正当性，那么龙星这些丑陋事件也不会披露出来。在龙星事件中，如果不是韩国公众对外国投资者赚取高利润激愤情绪高涨，如果不是韩国议员督请韩国高最检查机关对这些非法的、非正当的行为全面严格的审计和查处，那么该事件也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